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廊坊富士康被曝隐瞒两起员工死亡事故

2020/2/14 16:05:51 我要评论
廊坊富士康被曝童工猝死公司通知官方控制媒体 当听到“老荣你很坚强”时,老荣的眼角溢出了泪水 廊坊富士康被曝童工猝死公司通知官方控制媒体 王凌艳的妈妈

  据透露,在王凌艳死亡后,廊坊富士康高层曾向总部汇报了相关情况,大意是:“目前还没有媒体获知此事,已通知媒体办作应对准备。”“已经通知廊坊市安次区的区委书记,并请他协助控制媒体。”“我们这边已安排好两队人员,日夜轮班照看死者家属,请董事长放心!”

  ……

  2010年1月10日,半辈子没离开过河北邱县的荣凡英被一个电话叫到廊坊。电话来自一个叫“富士康”的公司。电话那边平静地说:你的孩子出事了。

  一个半月后,比荣凡英小六岁的河北盐山县农民王建坡重复了类似经历。

  荣凡英的大儿子荣波,王建坡的大女儿王凌艳,一前一后进入富士康精密电子(廊坊)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廊坊富士康)工作。2010年1月8 日,19岁的荣波从廊坊富士康A06员工宿舍坠楼身亡;2010年2月22日,16岁的王凌艳被发现死在员工宿舍的床上。

  和深圳富士康的“九连跳”备受关注不同,仅有3万员工的廊坊富士康,在相近时段内接连发生的这两起死亡事件,至今无人提起。

  据透露,在王凌艳死亡后,廊坊富士康高层曾向总部汇报了相关情况,大意是:“目前还没有媒体获知此事,已通知媒体办作应对准备。”“已经通知廊坊市安次区的区委书记,并请他协助控制媒体。”“我们这边已安排好两队人员,日夜轮班照看死者家属,请董事长放心!”

  ……

  从楼下坠落后,荣波成了“无名尸”

  掀开一张写有“福”字的旧年画,荣凡英小心翼翼地从墙洞里摸出一个红色塑料袋,抖落在用铁架子和木板搭起的方桌上,从里边找出荣波的身份证、火化证、富士康员工卡、劳动合同……

  “电话只说荣波出事了,要家里赶紧去个人。”递过荣波的证件,荣凡英的手在发抖,眼神空洞,迷茫中略带疲惫。

  “荣波在富士康做什么工种?”

  “不知道。”

  “公司怎么解释孩子的死亡的?”

  “当时说赔偿,我们就想算了(不追究了)。”

  “孩子是自杀?”

  “他杀。”荣凡英的语气突然坚决,好像对“自杀”两个字很在意。

  “但协议上写着跳楼死亡。”

  “公安没认。”

  “他家小子这么聪明。说是自杀,谁信?”看着荣波长大的邻居乔强插话。

  “怎么个聪明法?”

  “去年入伍考试,他都被验上了,能不聪明?”

  在荣家低矮昏暗的土房里,荣波带回来的北京城区地图是最大的装饰物,就贴在屋门旁边的墙上,“以前荣波在北京的工地上打过工,从来没出过什么问题。”

  正对屋门的墙上则贴满了二儿子荣祥朋的奖状,大部分奖状上的“朋”字被涂改成“举”字。“荣波可调皮了,把弟弟名字改成自己的(荣波也叫荣祥举)。”

  据廊坊富士康员工小李说,事发第二天,人力资源部门要求各单位清点人数,“据说有人跳楼了,死者是头朝下落地,面目无法辨认,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,公司只好让各个部门确定少了谁。”

  据有关部门最初的报告,上面写的也是“无名尸”。小李很奇怪:怎么会无名呢?爹妈都给取了名的,怎么到了富士康就成了“无名尸”呢?

  关于这起跳楼事件,多数员工得到的信息是:跳楼的人走得很安详,全身洗得干干净净,衣服也是,鞋底几乎没有灰尘。由此,一些人相信这就是自杀。

  “说不定早洗干净了。”乔强觉得即使传言是真,也不能排除荣波遗体在被警方发现之前就被处理过了。

  “荣波死后,他的床上放着一张纸,”荣凡英清楚记得这样一个细节,“上边写着‘荣波是王八蛋\\’”。

  王凌艳猝死时还属童工

  王凌艳出事的那天晚上,把她拉扯大的奶奶做了一个怪梦:梦里看到一车的人哭哭啼啼。第二天醒来,奶奶去找住在同村的弟媳解梦。但刚坐下来,电话就追过来说:盼盼出事了。

  盼盼是王凌艳的小名。盼盼离家去廊坊富士康求职;2月23日早晨7点16分,同宿舍工友发现王凌艳没有起床。叫来医生后发现,王凌艳口角有白沫,已没了心跳;7点35分,廊坊市人民医院确认王凌艳死亡。

  在廊坊市人民医院开具的《居民死亡证明书》上,王凌艳就被定性为心脏猝死。

  “孩子身体一直没什么毛病。连感冒都很少。”王建坡的妻子对最终的说法很不满意,“平时都好好的。怎么到了他那公司第一天,孩子就没了。”

  “孩子之前跟家里联系过吗?”

  “打过两次电话。打电话时很高兴,说体检通过了,合同也签了。”

  “第二个电话呢?”

  “再打电话就变得有些急躁。说感觉很腻歪,同宿舍的人说话口音都很重,没法交流。后来我劝她说上了班就没事了,她有些生气地说‘听不懂我的意思就算了\\’,后来挂断电话。”

  这成了王凌艳跟父母说的最后一句话。这句“听不懂我的意思就算了”究竟是什么含义,也成了王建坡和他的妻子几个月来解不开的心结。

  王凌艳的死亡医学证明显示,王凌艳还只是一个孩子。在“实足年龄”栏,清楚地写着:16岁。而身份证号显示,王凌艳生于1994年4月3日。

  为加入富士康,王凌艳借用了22岁的王凌风的身份证。事发后,富士康方面告诉王建坡,满17岁就可以加入富士康。“但是,因为身份证问题,原本说赔偿11万6,最后只赔偿了11万,”王凌艳的伯父王建国说。

  “当时有没有调查死因?”

  “心都乱了,没想那么多。”表情憨厚的王建坡略带尴尬地说,“而且是个女孩,不方便检查身体。”

  “没有解剖?”

  “没有。孩子还未成年,(按风俗说)解剖不好。”

  “怎么确定的赔偿?”

  “赔偿5年的工资,差不多11万多。”

  “你们有没有提别的条件?”

  “提了,让多赔偿点,但公司没答应。”

  很有“诚意”的“捐赠”

  几无再去廊坊可能的荣凡英和王建坡,都在廊坊办了一张银行卡。办卡的目的是“接收富士康的赔偿金”,但在富士康与他们签订的协议书上,并没有出现“赔偿金”字样。

  在两张协议书的第三条写着:“乙方(即富士康)秉承爱心原则,人道救助,特向甲方一次性捐赠人民币(……)元”。但直到记者看到协议书,王建坡依然没有意识到领取的是“捐赠金”,而非“赔偿金”。

  “他给了我们这份协议书,说可以赔偿11万。”

  “当时说的是赔偿?”

  “记不清了,孩子走了,当时心里都乱了。”

  被“捐赠”的不只王建坡。村民公认的老实人荣凡英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拿到的是什么钱。“一直都是外甥在帮我处理,赔偿金也是他帮我查收”,荣凡英说。

  跟荣凡英不同,在县政法委工作的外甥清楚协议书的细节,并向记者特别强调这是“赠与”不是“赔偿”,并表示“富士康领导很开明,表现得很有诚意”,希望“不要报道,以免造成不利影响。”

  不过,“诚意”显然没有体现在付款速度上。现在距离签订协议书已经四个月,荣凡英还没有拿到全部的“赔偿金”。而按照协议书第四条约定:双方签定协议一个月内,乙方要将十五万元款项汇款到甲方指定邮政储蓄账户……

  晚签一个多月协议的王建坡则已收到全款。

  对比两份协议书可以发现,双方对付款日期的限定并不一样。荣凡英拿到的协议书上,限定一个月内付款,而王建坡的协议书则限定自签订协议日即付款。

  尽管付款时间出现区别,但协议书的第六条则基本一致:在乙方(廊坊富士康)支付完上述款项后,双方就王凌艳死亡(荣波身亡)处理事宜终结。甲方及其亲属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向富士康要求支付任何费用。双方法律关系终结,后续任何状况与乙方无关。

  “他们说了,剩下的钱这几天就给,这几天就给。”荣凡英不住地点头,就像是在给自己打气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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